冯云仙，又名云先，藏名为格桑曲珍（也译作格桑雀珍），生于1909年，藏族，西康巴安（今四川巴塘县）人。冯云仙因家庭条件及社会关系，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后因婚姻问题，走向成都、南京等地，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全国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潮流。冯云仙积极汇入其中，表示“我们都是从西南的封建草原社会里挣扎出来的人，我们都有着一颗朴实的热忱的心，都愿意竭尽自己的一点绵力来为我们的家乡，为国家的边防，以至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妇女运动作一点贡献。”

  九·一八事件后不久，“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成立，格桑群觉为会长，冯云仙为九名执行理事之一。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冯云仙义愤填膺，即报名参战并赴热河宣传抗战。有报道称：冯云仙“因忿暴日在沪猖獗”，特参加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对日军作战，发誓“欲手刃敌人而后快”。十九路军军长鉴于冯云仙纤纤弱质，力不胜任，婉言拒绝了她奔赴前线作战的请求。随后，冯云仙“目击热河当局态度模棱，无抵抗准备，乃特潜行赴热，游说二处”。她的这一壮举，被时人称赞：“闻女士此行，抱有必达目的之决心噫，如冯女士者，其亦人杰也欤。”当时报刊对她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并及时予以报道。如1938年的《时事月报》专门刊载了“抗战时期之妇女：西康小姐冯云仙加紧练习放射轻机关枪”的照片。至此，冯云仙在抗战中崭露头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冯云仙意识到应注重对民众的动员、伤兵的救护以及难民的安置工作。她认为一切从基层的根本的工作做起，方能收得实效，与其做上层的政治活动，不如先在下层多做一些教育、宣传及调查联络的工作为有效。

  在冯云仙看来，深入民间与民众联合在一起，做一些基层工作，是动员所有力量开展抗战工作的基础。有鉴于此，冯云仙结合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在边疆地区进行抗战宣传及动员；结合自己女性慈爱的本能，对难民儿童进行救济及教养。冯云仙清醒地认识到“我应该更努力于我的本位的工作，以求我们（刘曼卿和高玉柱）的理想，能够有或多或少的实现，以求对于抗战建国的事业，能够有或多或少的贡献。”

  1937年末，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冯云仙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热情参加战时服务工作，在汉口与上海女工王涤之一起组织成立了著名的“妇女战时服务团”。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慰劳前线将士及宣传抗日。

  有记者报道，1938年1月1日，正是新年开始之际，也是战火纷飞之时。冯云仙带领着服务团团员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到前线慰劳抗战受伤战士。当时，团员们“脚步和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的歌声，响进了平汉医院的大门，响彻了医院的每个角落”。冯云仙率先发言，说明此次慰劳的意义后，团员们为伤兵唱歌、替他们给亲人写信等。大家力图从各方面努力使伤病员在精神上得到些许安慰。伤员们很快被积极、乐观且充满斗志的氛围所感染，“他们的情绪很高，都很激昂，他们的信没有一个说泄气话的”。冯云仙在替将士们写信时，有位战士注意到她佩戴的戒指，感叹道：“这位是西康人，现在也在这儿为国家服务，这正表示着我们的祖国现在是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的为国努力，我们该很快地回前线杀鬼子啊！”冯云仙激动地说道：“是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家，现在来争取民族的生存，当然也要大家一起来干！”伤员和冯云仙之间的对话将此次慰劳活动推向高潮，使伤员们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坚强力量。无论是冯云仙、服务团团员还是平汉医院的全体伤病员，均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冯云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当我们的战时服务团训练期满后，慰劳会并没有工作分配给她们做，我觉得在这国难严重的今日，这么多青年妇女，整日吃饱了公家的饭，没有事做，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于是便带着她们做点防护团的工作，每当警报到来的时候，我们团员都走到街头上去，规劝民众躲到避难室去，还告诉他们种种防空防毒的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知了大批的难民儿童，我跟他们玩着，唱着，当警报解除后，我便要他们排列成了队伍，教他们唱歌，我快活得不得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最重要而最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便不分晴雨与远近，天天上难民收容所去教育他们。

  1938年2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救济和保育我们的儿童》的社论和、周恩来、朱德等著名人士的题词和诗文。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汉口成立，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分别由宋美龄、李德全担任，并推选出国共两党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爱国妇女56名任理事，冯云仙担任西康省分会理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一个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组成，冯云仙为康藏代表之一。4月8日，她随代表团出发到平汉、津浦两战区慰劳抗日将士。23日，冯云仙在“国民外交协会欢迎蒙藏回代表团”大会上致辞，充分表达了团结民众及拥护抗战之挚诚。4月24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派出的第二支前线抢救队，由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唐国桢和宣传委员会委员徐镜平率领，从武汉专程赶往开封、郑州，负责抢救这一带战区的难童。冯云仙担任第一分队队长，率领部分成员和医护人员前往抗日战争前线余名难童回汉口。武汉保卫战后期，华中战局吃紧，抗敌后援委员会在武汉组织成立了“战地儿童抢救服务团”，冯云仙担任副团长。冯云仙冒着敌机轰炸的烟火和机枪扫射的危险，“赴前线抢救了一批儿童来汉，又在当地收容后撤之难童，成立西康教养院欲撤至西康”。

  外国记者莎绿蒂·何登在《大公报》载文形象地描述了冯云仙奔走在抢救难童工作中的精神面貌：“她的精神气色，显着光荣的健壮，穿着青草绿色的衬衫，蓝布的工人裤……这个青年妇人和两个本身也是安徽难民的勇敢的助手，曾经在前线各村庄来往好几个月，从毁墟中拯救了几百吓坏饿坏的儿童”。

  6月10日，蒙藏回代表团在汉口市一江春礼堂举行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茶会，党政机关及各团体出席者约百余人，冯云仙作为藏族代表与新疆、蒙古代表等一同出席，且皆以主人的姿态在场和来宾们攀谈。会上冯云仙用流利的国语致词并唱了一首“西康山歌”：“在山上打老虎，要大家的团结，方才能够把老虎打死”。她唱完并马上把它的意义翻译出来，说道：“现在日寇是老虎，我们是打老虎的人！”《大公报》报道称，“世界学生代表团对于这位极远山区里来的女性，表示十分注意。这正是表现着中国有着‘伟大的统一’！”冯云仙在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茶会上的表现，给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生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展现了一位边疆女子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宣告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决心。

  1939年，冯云仙的照片与、史良、丁玲、谢冰莹等同时代的著名女性刊登于杂志同一页。、史良、丁玲、谢冰莹及冯云仙均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员，其中、史良为总会理事会成员、常务理事会常务委员之一。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方面爆发，边疆地位愈发重要，边疆建设与开发的呼声日益高涨。冯云仙生长在边疆地区，既有对家乡的了解，又有对抗日战争的深刻认识，在这方面责无旁贷。1938年10月12日，在冯云仙带领的“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在重庆正式成立，其重要使命就是扩大宣传力度，使边疆同胞亦知国家之危机。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团员多是一些富有爱国热诚的难民儿童，共30人（男26人、女4人），年龄最大者为17岁，最小者仅9岁。

  冯云仙曾撰文总结这些团员的特点：首先，团员们有信心，愿意为抗战奔走；其次，有热情，且能说较为流利的国语；其三，来自不一样的地区，有着特殊经历。他们曾在沦陷区目睹过日寇的残暴行径，亲身饱受着敌人的皮鞭毒打，亲眼看见敌人抢东西、烧毁房子等情形。基于以上几点，冯云仙采取新的工作方式，在宣传内容上鼓励团员将他们的亲身经历都真实地说出来，传播到大后方，传播到基层社会，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唤起同胞，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军阀的残暴，激发他们的抗战情绪，自动起来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宣传团在团长冯云仙的率领下，原计划转道西康，但因环境关系，未能深入，转向川西及川南民族地区进行宣传。在川西历经温江、灌县等13县、元通场、街子场等35乡镇；川南方面，由眉山，嘉定进入雷马、屏峨各县，计在川南先后经马边等二十二县，石脚营等43个乡镇。历时三年六个月，宣传团在大小凉山一带停留的时间最久，收获亦最大。他们的宣传对象除了军校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士兵还包括一般民众。宣传工作由演讲队、话剧队、歌咏队、救护队、文字队、展览队等6个分工不同的小分队承担。

  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针对过去抗战宣传不注意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生活圈子内的事，他们的情绪，他们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不贴近当时当地的特点，采取注入式的、说教式的，甚至于“训话”式等不足之处，加以修正。如话剧队演出的剧本有《祖国的儿女》《小三子》《活捉东洋人》等，同时又穿插了金钱板、花鼓、独角戏、“机器人”、双簧等用旧瓶子装新酒的杂耍。歌咏队则从音乐方面播植了爱国种子，小团员们用响亮的吼声，替代着英勇冲锋的号角，替代着有文字战士的笔杆。文字队主要负责编发壁报，内容图文并重，文字着重通俗趣味。展览队，常常举行街头漫画、抗战照片与边地生活照片巡回展览，所收集的前方英勇将士浴血抗战的照片，敌人奸淫烧杀的照片，以及边地照片，政府救济难童的照片共3420张，使普通民众对抗战与边疆地区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团员们注重学习当地语言、结合当地风俗，注入抗日救国的新内容做宣传，如广西采茶调、四川民歌、打金钱板、打连响等。团员们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在城市乡村共演讲379次、运用戏剧的方式宣传共计246次、歌曲计210余首。当地人民十分喜爱，因而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0年2月22日，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与成都市立第一小学，市立第六小学、市立第九小学等单位一起，为响应各界春节运动，在当时成都的少城公园内举行春节露天宣传大会，全市儿童联合参加表演话剧、歌咏、杂技等节目，及抗战木刻漫画相片展览。

  1941年1月4日，冯云仙担任东方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并出席首次理监事会议。会议提及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凶暴，“全国人民应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战到底，这不仅是保卫国家，也是保卫东方文化”。次日，冯云仙参加边疆协会等文化团体举办的第三次晚会，并参与合唱，晚会在全体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结束。

  抗战胜利后，这位来自边疆的妇女冯云仙以其在反侵略战争中出色的表现获授胜利勋章。（中国西藏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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