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现实与人心的双重映射，其“量”与“度”反映着人类社会变化的速度与程度。一方面人类正共同经历着科技加速突破、经济飞速向前、文化多元繁荣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经受着新冠肺炎肆虐、地缘冲突不断、社会矛盾激增的严峻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让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休戚与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着世界舞台中心，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现实与人心随网络连通和媒介融合而多重交汇，兼具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中国舆论场已然变成全球舆论场的重要“分场”。

  在新旧媒体信息生产的要件、流程和内容都发生革新之时，多元传播主体共存慢慢的变成了网络传播场域中的基本形态，于是，关于传统媒体舆论场与新媒介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等“二元论”的讨论一时甚嚣尘上。通过业界多年的媒介融合实践和学界对相关理论概念的探究，对于互联网舆论格局的认知发生了从对立的“两个舆论场”走向融合的“多元主体”的转向，目前对于“一个舆论场”的判断已经达成基本共识。

  在世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中国的发展备受世界瞩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战略理念下，关于舆论、舆论场等有关问题的探讨，也从单一关注国内舆论引导扩展至全球媒介治理范畴，即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之间的关系与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国际舆论是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场域；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角度看，国际舆论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世界被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所建构。微观上看，当下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间存在着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干预与阻隔，但宏观上看，即从媒介技术和媒体平台融合的现实，到“一个舆论场”的基本共识，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若将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置于二元对立之中，那么国家主体之间最终形成的是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进行的话语权争夺的竞争关系，而非协同的对话。这既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理念，也没有遵循平台媒介技术发展趋向融合的客观事实。这里并不是要忽视国家间存在的竞争现实，而是倡导以系统协同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思维，从系统论出发审视当下中国舆论场的特征与可能变量，以发现中国同世界协同的可能。

  当下舆论场的本质是对社会现实和人心活动的反映，包括各国人民内部的矛盾，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及人类一同面对的如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疫情肆虐、贫困及科技反噬等问题与矛盾，因全球化主体、问题和媒介的出现，世界舆论场才成为可能。从现实结构上看，世界舆论场是各国舆论场之和，即中国舆论场既是世界舆论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部分反映着世界舆论。

  第一，话语权力格局：西强东弱，东升西降。当今世界话语权力的现实格局依旧是西强东弱，但东升西降的趋势已初现端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快速的提升和重大突破，但国家话语权等软实力并未充分发展，时而遭受西方国家的舆论干扰。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国家传播能力的建设，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中国在热情参加全球治理过程中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逐渐从全球治理的旁观者向引领者的方向转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断的大考面前，中国不仅因国家制度优势和超强的组织能力成功开展了疫情防控工作，并且通过在国际舆论场上主动发声、公开信息、积极援助及合作抗疫等行动不断向世界展示大国担当，中国正面积极的形象逐渐展现在世界舞台之中。东升西降的国际话语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迁中逐渐开启。除此之外，中国热情参加全球性活动，不断向世界传递善意。北京是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从2008年到2022年，中国借助奥运符号向世界连续展示了自身快速的变化与发展，Sensor Tower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始仅一周时间内，TikTok在美国的安装量就超过了170万次，国际舆论场中逐渐慢慢的出现来自中国的媒体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中国声音逐渐唱响全球。

  第二，舆论生态结构：媒体融合、平台链化和算法逻辑。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媒介空间结构呈现出媒体融合、平台链化和算法逻辑的新特征。从2014年中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至今，我国的媒体融合改革已拥有了丰富实践与经验。在中央的部署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媒体融合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四级融合发展布局逐渐落实，目前基本形成了技术先导、移动优先、功能多样的全媒体矩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媒介融合不仅在媒体内容、形式、模态、方法、业态、体制、机制方面做了创新，同时进行了精准化的深入改革，已经逐渐形成了资源集约、结构符合常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新格局，具备网络思维的四级传播生态体系已经初具雏形。

  在技术和资本的双重裹挟下，媒体融合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中国舆论场的媒介空间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平台链化的特征。舆论空间平台化或者平台型媒体拥有商业化、智能化、社交化、圈层化、流动化和复杂化等具体特征。其中舆论的生成体现着平台链化的过程，即舆论通过多平台之间的产品链化、供应链化和价值链化最终形成跨越媒介平台、形式多样、影响广泛、多重内涵的舆论声音，在这样的媒介空间中，舆论场之间的互动很复杂。舆论空间的平台链化特征包含了国内与国外舆论场的连通。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冰墩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发的“一墩难求”景象等事件引发的舆论，在公共和商业的媒介平台之间不断流动。

  舆论空间的平台链化过程中，社交机器人有着影响舆论生成逻辑的能力。社交机器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技术工具，通过社交机器人能自动生产内容、构建网络和信息分发，并能通过操纵数据模拟出具有部分人格特征的主体。当下，“人+社交机器人”模式下开展的传播活动已成为现实社会图景，成为当下舆论生态重要的技术特征。

  第三，舆论主体新特征：官方媒体、新闻发言人与桥接群体。官方媒体以开放的姿态逐步建立起新型主流媒体矩阵传播体系。近几年，以人民日报、人民网、央视新闻和CGTN等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媒体，根据不一样的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特点，采取分层、分类、分群的精准传播策略，分别进入如哔哩哔哩、抖音、微博、Twitter、Facebook、YouTube及TikTok等国内外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扎根运营，根据平台特征和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信息，讲述中国故事，形成多平台链化的立体信息传播格局，同时融合内宣与外宣，串联圈层，冲破茧房，澄清谣言，证实证伪，传递价值，做到入脑赢心，引导舆论与外宣工作。面向海外，中国官方媒体通过借船出海、借嘴说话等方式，积极地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将内宣与外宣紧密统一，逐渐形成全面、立体、广泛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传播体系。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尝试，其中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成功出圈、出海就是一例。

  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发言人呈现出兼具外宣、外交与内宣的三重功能特征。社交媒体中的传播过程更类似于人际传播，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蕴含情绪和态度的信息，它们作为语境又对语言或文字信息进行意义解码，最终产生更为丰富的意涵。在中国舆论场中，新闻发言人的精彩回答片段被上传至社会化媒体中，经反复传播与转发，新闻发言人的个人化表达被社会化媒体放大而收获巨大流量，其影响力的实质效果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外交职能范围，同时兼具着内部宣传与民众达成认同、外部宣传澄清是非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全球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同时具有多文化影响力的“网红”逐渐增多，他们通过跨文化内容搬运方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平台中获取粉丝和流量，其连接中外舆论场的能力与影响力日趋凸显。

  跨文化内容搬运者是连接本土与世界的日常生活内容的群体。这类群体活跃于国内外各个社交媒介平台之中，也有学者称他/她们为桥接社群(bridging community)，“即指代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有能力和意愿内化超过一种文化，并依照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不同规模的实体或虚拟社群的人” 。这一群体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将中国的故事搬运出去，例如李子柒和记录中国生活的“洋网红”（如英国的Jason Lightfoot的“@Living in China”等）；另一类将外面的故事搬进来，例如分享在美国日常生活的“@毒角SHOW”等。他们在中国舆论场中，对中外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信息的交流起到了桥接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是容易引发舆情的重要主体。在平台链化的社会化媒体中，桥接群体广泛存在，在全球化势态之下，这类群体将会愈发壮大，慢慢的变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领袖。

  第四，舆论环境特征：情感化、隐蔽化与交锋激烈化。在媒介平台不断连通、融合与链化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连通世界，其中舆论参与主体多元，主题话题丰富，形式模态多样；舆论生成速度快，发展转换急，影响持续久。以上特征的叠加共同形塑了中国舆论场中舆论情感化、隐蔽化、交锋激烈化的特征。首先，短视频、直播、图像和表情包等慢慢的变成了全球社交媒体通的表达方式，情绪信息泛滥，感性和刺激经常遮蔽理性与思考，大量的视觉内容引发舆论情感化；其次，由于视觉内容蕴含的信息丰富且模糊，搞笑的短视频、可爱的表情包甚至有趣的小游戏等视觉内容在社会化媒体中极易传播，态度和立场经常隐藏其中。再次，点赞、转发、收藏，甚至浏览痕迹、停留时长和眼动位置等网络行为中，同样蕴含着态度和立场信息，在众人的数据通过算法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后，隐蔽化的舆论表达得以通过数据化、指标化和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同样，因为视觉内容的模糊性和点赞、转发等网络行为的低成本性，非理性、情绪化和泛娱乐化的表达也成为了中国舆论场中的常态。情感化、隐蔽化的舆论特征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更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武器和更加广阔、深入的战场。在不断情感化、隐蔽化的网络舆论空间中，中国舆论场将会经历更加激烈、复杂和全面的舆论交锋。

  病毒突变与突发灾害。当前，病毒突变与突发灾害是影响中国舆论场的首要变量。新冠病毒反复突变不单影响着疫情的势态，也容易引发极具破坏力的信息疫情和政治疫情，时刻牵动着中国舆论场紧绷的神经。自然灾害同样不断印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从北极圈的升温到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从非洲的蝗灾到中国的洪涝，等等，突发灾害一直都是近年来国内外舆论场中的重大焦点。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自然灾害以及重大事故等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自然客观因素依旧是影响中国舆论场的首要变量。

  媒介工具与媒介环境。媒介技术是中国舆论场中的双重变量。今天中国舆论场之所以暗潮涌动，错综复杂，和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有巨大关系。5G、算法机器人、短视频、直播、VR/AR以及包括手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汽车在内的信息、数据、视觉与智能等技术，同时以工具与环境的双重变量身份参与到中国舆论场之中。

  首先，作为工具的媒介技术，通过利用算法技术在国际舆论场中进行宣传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擅长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工具制造虚假的网络社交主体，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制造混乱， 在中国同世界的平台型媒介逐渐融合链化过程中，社交机器人的舆论影响力将逐渐凸显。

  其次，作为环境的媒介技术，社会与媒体的深度融合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变，技术的新尺度引发人类行为的新动向。作为环境的媒介技术为人类在网络舆论场中提供了更多的连接、展现和互动方式，从点赞、转发、收藏到表情包、短视频和流行梗等，隐蔽与隐喻式的表达成为绝大多数网民的选择，代表了中国舆论场最广泛的意见与态度。同时，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遮蔽，过多的媒介渠道和表达方式使舆论场愈发纷繁复杂。媒介技术在发展方向上，似乎注定是一个从简单逐渐走向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将人类社会从简单有序引向复杂无序的倾向。

  观念差异与战争冲突。全球范围的观念差异和战争冲突牵动着中国舆论场。观念差异从来都是冲突的重要缘起，而竞争也是遍在的。国家的主体地位因全球化进程发生一定程度消解，但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跨越时空连接彼此的能力凸显。技术新的尺度又促使民族国家主义在全球范围抬头，本土化意识自下而上开始觉醒。随之而来的地域、民族、宗教和国家之间的摩擦次数激增，冲突不断升级为战争，且愈发深刻焦灼。通过媒介放大后，战争作为典型媒介事件在内外连通的网络舆论场中反复激荡，不断延伸出包括信息战、舆论战和心理战在内的现代战争。

  商业资本与西方政治。企业作为主体变量在中国舆论场中的影响力逐渐凸显。作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通过物质和文化商品的全球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矗立了众多消费景观。而今天的变化在于中国发展带动的“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扩大。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制造”已经从廉价的日常用品扩展至如量子通信技术、5G、无人机等引领世界的科技前沿技术与产品，但一些西方政客仍秉持“零和博弈”思维，不断通过各种经济制裁、贸易“拉黑”等手段来压制中国企业尤其是涉及前沿科技公司的全球化发展，这一举动不断搅动着中国舆论场。

  另一方面，来自西方世界，尤其是一些来自美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常以物质或文化商品为载体，时不时、有意无意地通过社会化媒体等方式传递出他们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由于这些企业与品牌全球化程度极高，且关乎普通百姓日常，因此，他们的偏见经常在中国舆论场中引发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舆论场中的一大影响因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挑战是中国舆论场中最直接的变量。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国际舆论场中拥有近乎垄断的强大舆论传播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中国行使其舆论霸权以扼制中国发展。在交锋激烈的国际舆论场中，通过污名化、标签化手段挑起贸易战、科技战和信息战；在价值观上采用西方中心主义“双标”的手段干涉中国内部问题，挑拨民族团结，煽动对立情绪，妖魔化中国形象；在网络平台中，利用计算传播手段制造激进和对立的言论，在舆论场中刻意营造语境；在全球理念上，中国方案在国际舆论场中常被“零和博弈”思维解读为对美国地位的挑战，进而引发紧张舆论战。

  总体而言，作为具有全球担当的世界大国，中国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直面全球问题，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开展深度媒体融合工作，搭建全球化、立体化、平台化、智能化的传播生态系统，引导构建一个积极健康、和谐有序的中国舆论场。

  ①曲飞帆、杜骏飞：《复杂系统论: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范式转向》，《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②胡正荣、王天瑞：《平台链：打通内容生态的产品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年第1期。

  ③郭小安：《新媒体环境下对舆论核心要素的再思考》，《南京社会科学》， 2021年第6期。

  ④田浩、常江：《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基于对西游记故事海外接受实践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1期。

  ⑤涂凌波、田欣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表现、原因及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