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呼伦贝尔，在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无人机照片）。 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2023年12月7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一组很重要的统计数据。2023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7%，历史性地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181.76亿美元，其中俄对华出口增长11.8%，达到1178.4亿美元，自华进口增长50.2%，达到1003.3亿美元。十余年来，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一直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夙愿，在2023终偿所愿，标志着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获得新动力，进入新阶段。

  事实上，早在2022年之前，中俄贸易空间一度遭遇了“天花板”。我国俄罗斯经济专家徐坡岭及其合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对此进行过逻辑严密、数据翔实的论述[1][2]。其重要论点包括：1）中俄经贸关系已趋近天花板；2）因为它是由俄罗斯一方的进出口能力的上限所决定的；3）比较优势理论或引力模型只能证实中俄之间“是否”存在贸易可能性（即0到1 的问题），但不能得出贸易规模的“大小”（即1到10的问题）。

  具体而言，一方面，仅从国际贸易分工、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角度论证中俄贸易潜力是靠不住的。因为在不只有两个国家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俄各自理论上拥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如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并不是独占性的，它们都面临着国际上替代性供应商的竞争。

  另一方面，将市场规模（GDP、人口）、地理（距离、是否接壤）、政策安排等因素纳入测量的引力模型测算法也不可靠。因为这种方法的底层逻辑——均值——过于理想。这种方法的本质是统计回归，是通过拟合现实中中国与其余国家的贸易量、阻力或推力因素，确定影响因素的权重，然后以此为标准测定中俄贸易，抽象掉了国别差异（如资源禀赋、消费习惯和水平、产业体系、经济发展阶段等）对贸易形式和规模的影响，且诸如特惠安排、一体化组织等被纳入引力模型的变量也是一种理想化假定。因此，和许多理论上的计量模型一样，上述引力模型的实践价值同样值得怀疑。

  2021年7月24日，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列载满货物的列车驶出满洲里口岸。

  既然粗略的互补性方法和理想的引力测量方法都不足以成为衡量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是俄罗斯的进出口能力。简言之，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对俄罗斯产品的吸收能力和巨大产能对俄罗斯的出口能力，保障了中俄贸易的下限或曰基本盘，而俄罗斯的进出口能力才是决定中俄经贸上限或曰天花板的关键。

  进言之，俄罗斯的进出口能力又取决于它的购买力（需求）和供给能力（产能）。由于在对华经贸结构中，能源原材料出口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机械设备和消费品是主要进口品，俄罗斯的进出口能力即取决于俄罗斯能源原材料产量和国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购买力。因此，俄罗斯油气开采和输送量达到峰值、对华消费品和工业设施进口量达到其经济发展状况下的极限水平之际，即是中俄贸易达到上限之时。

  经过徐坡岭教授2018年的测算，那时1000亿左右的中俄贸易已经逼进天花板。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一次讲座中笑称：中俄关系非但不是“政热经冷”，而是“政热经沸腾”。

  今天，中俄贸易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等于中俄贸易的沸点提高了一倍。再摆几个数据便更能体会中俄双边贸易的澎湃之势。

  2012-2022年，在俄罗斯外贸依存度稳定在38%左右的情况下，中俄贸易总额从750亿美元上升至2000亿美元，中俄双边贸易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比重从9%上升至22.4%。更惊人的是，中俄双边贸易占俄罗斯GDP的比重从3.4%升至8.6%。虽然2023年的数据还未最终公布，但中俄贸易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早已跃然纸上。

  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与GDP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俄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数据自制

  2014年和2022年是中俄贸易取得重大突破的里程碑之年。2014年中俄双边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比重突破10%，占中国外贸比重突破2%；2022年又分别突破20%和3%。毋庸赘言，地理政治学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使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展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强度经济制裁，俄经济结构中对西方技术和产品进口依赖较强的行业遭受严重打击，供应链和渠道体系亟需重构，贸易转移势在必行。在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且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攀升、拥有超大市场的“友好国家”，成为俄罗斯保障供应链安全、建立技术主权的主要抓手。

  如前所述，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进出口能力，因此能说，俄乌冲突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俄罗斯外贸需求结构和资产专有性，西方制裁在击碎俄-西方供应链网络的同时，也击穿了中俄贸易的结构性天花板，真正意义上释放了中俄贸易的互补性。

  与此同时，以俄乌冲突为重要的因素，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也从另一侧赋予中国企业新的动力。中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英国脱欧、俄乌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改变着公司找货、生产和分销的方式，改变着食物摆上餐桌、商品摆上货架的方式，推动全球供应链重塑，加速“后全球化时代”到来。

  中国企业在此背景下积极谋求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华关系稳定，坐拥1.85亿人口，并能充分辐射至北欧（芬兰）、东欧（立陶宛、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波兰）、中东（土耳其）等地区的诸多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近邻的欧亚地区成为中国产业界不可以忽视的业务增长点。2023年，莫斯科各种国际展览会中的中国参展商占比从未低于三成，甚至时常超过五成，慢慢的变多的大中型非公有制企业在曾经主要由国有部门和战略性企业担纲的中俄贸易中崭露头角。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1月末，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带有年终总结意味的“普里马科夫论坛”。因俄总统、外长等政要以及世界各国权威专家学者的常年出席，该论坛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列入世界十大重要会议。2023年该论坛的主题即是“后全球化的视域”。

  俄罗斯战略界惯用充满诗意和哲思的词汇描述国际局势，此次使用的“视域”一词（俄文作горизонт，德文作horizont, 英文作horizon）也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平线”，而是现象学语境下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在俄方专家看来，“后全球化”的内涵即是美国式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其外延包括廉价资本、廉价劳动力、廉价能源、廉价物流等全球化基本要素的消失，以及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失效。

  “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思想。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峰会抗议活动、2001年“911”早已使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弊病。该思想在俄罗斯也一直经久不衰，但由于被认为是俄罗斯构建多极世界[3]、进行主权模式竞争[4]的思想源流，该思想也长期处在引而不发的状态。直到2023年，当我们真正感知到后全球化的“客体化世界”和“生活世界”之时，年末的普里马科夫论坛终于想要对“美式全球化终结”下一个一锤定音式的论断。

  在这样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关系正在从经济效率驱动转向经济安全驱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正在从全球价值链向战略价值链转变[5]。除了欧盟“战略价值链”政策以及美国供应链“武器化”之外，中俄从国家到社会各级经济活动主体在彼此经济安全中的作用凸显、战略稀缺要素互补性的上升以及可替代性的下降，也是这一范式转换的注脚。

  以生物医药、石油化学工业等领域为例，俄罗斯在研发、转化、生产、创新、消费能力领域均落后于国际主流，如此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亟需中国的产业参与。因此，只要西方制裁一天不解除，中俄经贸合作就会一天天慢慢地增加。考虑到未来贸易再转移的巨大退出成本和实际经营成本以及俄罗斯商业文化中的短期性与惰性，多年以后，面对质变的中俄贸易，我将会回想起2022年2月24日那个遥远的早上。

  （华盾，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西索观欧亚”是教育部、上海市和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共建，并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负责运营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俄罗斯-欧亚研究团队的集体专栏，坚持以多语种为前提、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方法，提供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可信可靠的在地知识。

  [1]徐坡岭,段秀芳.中俄经贸合作中的政治因素与经贸合作水平评估——中俄之间是不是存在“政热经冷”？[J].东北亚论坛,2019,28(06):63-80+125.

  [2]徐坡岭,那振芳.贸易潜力与中俄经贸合作的天花板及成长空间问题[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4):1-16.

  [3]Скородумова Ольга Борисовна Пост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как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 Манускрипт. 2016. №4-1 (66).

  [4]Евстафьев Д.Г., Межевич Н.М.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оделе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ов как основа перехода к постглобальному миру.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а, 2022, № 5, с. 146-159.

  [5]余南平,栾心蔚.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J].欧洲研究,2023,41(04):79-102+7.